来源：中国科学报

　　整个春节档的中国电影市场，因为第一部本土科幻大片《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的上映，在票房和话题热度上获得了双丰收。

　　可但凡有众人不顾一切的追捧，就必然带来批判，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从来不可能是一致的。《流浪地球》也因此为影评人和网友们提供了尽情发挥、激烈争论的舆论场。

　　电影中的科学必须准确吗

　　在对电影的批评声中，尤其有影评人对该故事科学设定的种种细节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也有的科学工作者则是认真分析了电影当中所涉及的天文、物理知识是否符合真实的科学理论。

　　地球能否真的停止转动？停转的地球还能生存吗？一万台行星发动机会对地球产生什么影响？“点燃木星”“从木星逃逸”的方法是否可行？人工智能可以被轻易摧毁吗？

　　诸如此类被质疑者称为电影硬伤，甚至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

　　电影人谈论科学时必须准确吗？

　　早在4年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在出版他的《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时，就花了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

　　事实上，即便在电影工业如此发达的好莱坞，能被科学界认可的电影少之又少，而对科幻电影的批评则比比皆是。

　　江晓原引用了2010年《自然》杂志一篇文章的评价——“所有的科学技术都臣服在好莱坞脚下……因为电影通常都是在歪曲科学本身”。

　　无论是经典中的经典《2001太空漫游》，还是征服了全世界的《侏罗纪公园》，其“科学的血统”都曾遭到过质疑。

　　可是，科幻作品的本质是幻想的艺术。

　　江晓原坦言：“要在科幻电影中找茬简直太容易了。”这是因为，电影人和科学家的诉求和底线从来就是不同的。

　　这像极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那场关于“科幻文学”到底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直到今天，科幻仍然无法与科学传播划清界限。

　　但他认为，“电影只是把科学作为可利用的娱乐资源，这是好莱坞一以贯之的做法，科学知识的准确并不是电影人的义务。相反，为了追求电影的视听效果，科学的准确性是可以而且必须牺牲的”。

　　至于网友们争论的电影硬伤，江晓原的评价标准是，只要不与现有确切的科学理论知识直接冲突，就不构成硬伤。他以好莱坞电影《火星救援》为例，这个故事背景是火星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沙尘暴袭击，但事实是，火星上的气压不足地球的百分之一，根本不可能在自然状态下出现风暴活动。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科学设定上的硬伤。

　　有关《流浪地球》的争论，大多围绕人为干预的活动，以现有的知识还无法得出完全确切的答案，所以允许更大的想象空间。

　　“对好莱坞电影无限宽容，却对中国的第一部科幻作品用无限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江晓原说。

　　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普创作》执行编辑姚利芬的观点也是如此，“对科幻电影来说，能够自洽的逻辑推演是最重要的，没必要对科学知识的准确性过分较真”。她认为，观众应该从文学艺术，而非科学主义的视角看待科幻。

　　文本改编伤害了电影

　　阅读过刘慈欣原著的观众知道，电影《流浪地球》与小说在文本内容上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

　　小说的尺度横跨百年，以主人公的一生作为背景，描述了地球在离开太阳系过程中人类的种种境遇。

　　流浪之旅，九死一生，影片仅仅是选取了地球与木星之间几乎是一笔带过的交集，并充实了具体细节。

　　除此之外，电影对原著作了大量删减，尤其是艺术、伦理、情感从人性中消失，猜忌、诋毁在人类中引发叛乱之火，这些地球末日的人类生态，对人性的拷问，均没有出现在电影中。

　　这样的改编是否构成对电影的伤害？

　　江晓原认为，想要将原著的宏大叙事面面俱到呈现在电影中，不如集中主题，选取一个局部节点将其放大，在现有条件下更具备拍摄的可行性。“即便有所删减，故事的改编依然符合刘慈欣一贯以来在作品中坚持的几大意象：一是宇宙级别的灾变；二是人类在灾难面前的万众一心和自我牺牲；三是政府在处理灾难时的高度计划性。”

　　此外，姚利芬解释，刘慈欣的作品并不强调人类的个体情感，而是将人类作为整体的形象来塑造。与其小说美学风格不符的是，电影强化了亲情、同伴之情。

　　在她看来，这种适度的妥协，是因为增加情感色彩恰恰是观众喜闻乐见的，更符合市场的需要。但由此带来的，人物动机欠缺合理性，的确也是这部影片的一个短板。

　　电影的思想性在何处

　　在评价一部出色的科幻大片时，最简单的标准就是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视觉奇观。

　　江晓原一直十分强调科幻电影拥有的独特价值，那就是在影片的故事情节能够构成虚拟的语境时，由此呈现或引发不同寻常的新思考。

　　《流浪地球》受到一致好评，首先还是因其准好莱坞级别的视效，至于它的复杂性和反思性较于前者要弱化得多。

　　尽管如此，江晓原认为，《流浪地球》第一次向世界科幻电影市场输出了一个独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那就是“故土情结”。

　　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在中国人心中，土地的地位是十分高的。刘慈欣在“地球派”与 “飞船派”的博弈中，之所以选择更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地球派，是出于这个民族对于故土的依恋，因为地球是人类唯一的依托和归宿。

　　关于影片的结尾，止于男主角个人英雄主义的献身虽然老套，在江晓原看来，它不乏对科幻作品中一个永恒问题的思考——种族的延续重要还是保持人性重要？

　　联合政府的“火种计划”与男主角的拯救地球计划分别对应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人类的基因得以延续，但人性没有了；另一条是始终保持人性，哪怕最终灭亡。

　　“电影的价值取向是后者，它告诉我们，没有人性的文明是不值得被拯救的。”江晓原说。

　　“科幻元年”言过其实吗

　　在对《流浪地球》的各种赞誉声中，最为彻底的就是认为其开创了中国电影的“科幻元年”。

　　姚利芬也认同这样的评价。

　　她告诉《中国科学报》，尽管这部电影本身并没有让人感受到更多“创造”方面的努力，但作为中国本土的第一部科幻大片，无论是故事的完整性、逻辑推演的自洽、宏大的场面、向好莱坞偷师的各种桥段，以及对经典作品的致敬，都可以让人看到它极尽所能地想要做到“正确”。

　　先努力做对，然后再去创造，并在细节上下功夫。中国的科幻电影是值得被宽容并且期待的。

　　从另一方面看“科幻元年”的说法是否妥帖，江晓原的评价标准唯有一条，这部影片是否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春节上映至第10天，票房已累计达30亿元，总票房预计将突破50亿元的《流浪地球》，显然已经创造了中国科幻电影市场的奇迹。

　　1968年在美国上映的《2001太空漫游》以及1982年上映的《银翼杀手》是科幻电影殿堂级的作品，但它们的共同点是，上映之初恶评如潮，票房口碑双双失利，多年之后才取得了如今至高无上的声誉。

　　江晓原直言，开创中国电影“科幻元年”的作品不该走这样的老路。

　　“只有大量影迷追捧，并乐于为这样的作品买单，中国科幻影视的发展才有未来。”江晓原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寄希望于更多资本的注入、市场的成熟、出产足够数量的本土科幻影片，才可能支撑起当中真正不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