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王焕玉在中科院高能所实验室。
　　来源：中国科学报

　　“天真的塌了吗？不可能吧……”

　　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徐玉朋听见王焕玉的夫人肖凤美低声重复着这句话，像询问，又像自言自语。

　　屋外，阴冷昏暗，已是深夜十一点。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以下简称高能所）同事们的陪伴下，肖凤美刚刚从北京飞抵合肥，下了飞机就直奔医院。

　　徐玉朋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从下午两点半到现在，他都是蒙的。和肖凤美一样，他也无法接受，年仅64岁、与他亦师亦友共事25年的王焕玉，倒在了学术报告的讲台上，再也没能起来。

　　最后一天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缘分，把徐玉朋和王焕玉的人生绑在了一起。

　　1993年夏天，徐玉朋大学毕业来到高能所工作。这时的王焕玉正在高能所承担我国载人航天神舟二号飞船空间天文分系统项目，任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第二年，徐玉朋加入了王焕玉的团队，负责电路设计工作。

　　就在去年，他们又一起把中国第一颗空间天文卫星——“慧眼”（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送上了天。王焕玉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指挥、卫星系统副总指挥兼有效载荷总指挥，徐玉朋担任有效载荷副总师。

　　在看到“第二届射线成像新技术及应用研讨会”的通知后，徐玉朋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参加。最后，徐玉朋心想，反正会议在周末开，周末本就没什么别的安排，不如去学习一下。于是在报到的前一天下午订好了第二天去合肥的火车票。

　　一切都那么正常，会议按照议程紧锣密鼓地推进，徐玉朋做梦都想不到之后发生的一切。

　　11月4日，周日，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午，徐玉朋和王焕玉还在吃自助餐时寒暄了几句。

　　“你什么时候回去？”王焕玉问。

　　“今晚就回了，您呢？”徐玉朋说。

　　“我明天回，明天在中国科大还有一场报告。”后来，在王焕玉的钱包里，徐玉朋发现了一张火车票。那是一趟周一晚上从合肥发往北京的末班高铁。

　　午饭过后，徐玉朋又看见王焕玉拿着一张评分表，站在一张张展板前，仔细看年轻人的报告，并给他们打分。

　　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

　　王焕玉的主题报告被安排在下午两点，报告时间是30分钟。这个报告，徐玉朋非常熟悉，题目是《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及其新探测技术》，讲的是“慧眼”的研制过程和技术攻关情况。

　　报告进行到26分钟左右时，王焕玉淡淡地说了一句：“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

　　徐玉朋有点疑惑，这个报告明显没有作完。“可能是他不想超时吧。”徐玉朋暗想。

　　王焕玉走回座位时已经满头大汗，并把西服外套脱了下来。

　　这时，主持人宣布进入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是问有关标定的内容，王焕玉坚持着回答了提问。

　　紧跟着的第二个问题问到了“慧眼”的具体成果。听完问题后，王焕玉走回了讲台。满头大汗的他，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操作鼠标展示后面没有讲完的幻灯片，一边抱歉地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对不起，项目取得的成果没有讲完。”

　　再次走下讲台的过程中，王焕玉还在撑着，直到身边的同事扶他坐下，但是这时的他已经坐不稳了。

　　“我不要紧，休息一下就好了，请大会继续进行，不要影响大家。”王焕玉对闻讯赶来的会议主席说。

　　他们从王焕玉的包中找出了速效救心丸，给他服用的同时又拨打了120。

　　这时的时间是14点27分。没有人意识到，这是死亡逼近的时刻。

　　17点12分，王焕玉因大面积心梗，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4岁。

　　“时间排得太紧了”

　　就在遗体从太平间运上殡仪车的间隙，肖凤美匆匆看了一眼离去的丈夫，眼泪夺眶而出，天真的塌了。

　　王焕玉是家人的“天”，也是很多同事的“天”。他的博士生梁晓华说：“电路或软件调试的时候，只要王老师往边上一坐，我心里就踏实。”

　　梁晓华是王焕玉一手带出来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一起做了很多“没有退路”的事。嫦娥一号的时候，他们曾没日没夜地提升探测器指标；嫦娥三号的时候，他们曾通宵达旦地调试芯片软件，晚上写报告，白天做实验、评审答辩。他们年复一年地连轴转，曾经有一年的工作时间长达360天。

　　“王焕玉太可怜了。”隔了好久，满脸泪痕的肖凤美道出这句话。

　　去年，王焕玉退休，也到了该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可是，和很多退了休的科研人员一样，忙了一辈子的他已经难以适应这样的悠闲。

　　徐玉朋用“白天做书记，晚上干科研”来形容王焕玉的忙。“王焕玉虽然党务工作繁重，但始终坚守科研工作的一线。”徐玉朋说。

　　从2001年4月到2003年3月，王焕玉担任高能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纪委书记；2003年3月担任高能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一直干到2014年。

　　而2001年到2014年，也是王焕玉承担工程项目压力最大的十来年。

　　自2003年起，他一直领导探月工程X射线谱仪、“慧眼”卫星有效载荷和地面应用系统、“悟空”号暗物质卫星硅阵列探测器、电磁监测试验卫星高能粒子探测器、天宫二号伽马暴偏振探测仪等项目的研究和研制。

　　每一项，都是硬骨头。

　　他领导开展的月球X射线荧光探测是一项开创性科学工作，在我国尚属首次。

　　他们在研制探月工程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X射线谱仪和嫦娥三号粒子激发X射线谱仪时，面临着国外封锁、国内缺乏参考资料的困难。

　　他们研制“慧眼”卫星时，我国空间X射线天文卫星的历史还是空白。

　　那些年，王焕玉几乎没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过办公室，工作已经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

　　退休的日子里，给学生讲课，作学术报告，参加项目评审，王焕玉的退休生活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今年，王焕玉接受了高能所的返聘。

　　站在王焕玉的办公室里，梁晓华看着满屋熟悉的陈设感慨：“他的时间安排得太紧了。”

　　负重前行的航天人

　　在合肥的医院里，陪伴肖凤美一起抵达合肥的高能所研究员卢方军和中国科大教授安琪回忆起了王焕玉的这一生。

　　卢方军对安琪说，这些年来，王书记“忍辱负重”，是高能所高能天体物理学科发展的功臣。

　　安琪说，“忍辱负重”四个字特别准确。

　　做工程项目的航天人，没有一位不是负重前行的，王焕玉也一样。

　　研制“悟空”号暗物质卫星硅阵列探测器时，国内基础很差，而这又是最后确定的载荷，所以研制进度在整个卫星工程进度中经常处于落后地位。开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会时，高能所常会“挨批”，首当其冲的就是在台上作报告或是坐在第一排的王焕玉。

　　“我等技术人员，低头躲着，领导看不见，但王书记却是没处躲、没处藏，也不能躲、无法藏的。”卢方军回忆说。

　　“慧眼”卫星系统总师潘腾曾对卢方军说，高能所战线拉得太长，连元器件都要自己做，工程没法不延期。

　　卢方军知道，大会小会被“点名”的王焕玉虽然言语不多，但心中透亮。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既要完成好现有的工程项目，也要通过项目去尝试、发展新技术，锻炼队伍，为学科更长远的发展打下基础。

　　重压之下的王焕玉，仍然是出了名的好脾气。

　　“他受了憋屈，回头对我们，还是和颜悦色，委屈都吞进了自己的肚子里。”卢方军说。

　　即便是进度出了问题，王焕玉也只是冷静地和大家一起分析原因，追赶进度，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拍桌子骂人。

　　他办公室的小黑板上方挂着一幅书法，上面写着：“海纳百川。”

　　好脾气的王焕玉就这样负重前行，带着高能所的科研队伍用3年时间，完成了“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硅径迹探测器的初样和正样研制，按指标按计划完成任务，保证了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如期发射；又用6年的艰辛努力，确保了“慧眼”卫星赶上进度，进入发射场集成测试阶段。

　　长期的紧张和压力，让王焕玉60岁时头发就全白了，他的包里也常备着速效救心丸和降血糖的药，好在每年的体检都没有查出过什么大毛病。退休后的他抽空还会跑跑步、健健身。两年前，在所里举行的运动会上，他还跑了个3000米。

　　很多熟悉他的人都惊叹：“他身体挺好的，怎么突然就……”

　　谁能相信呢？第二天还有一场报告会等着他……